在城市土地开发趋于饱和,再开发成本不断攀高,投资“红利”大幅缩少等后工业时代表征的作用下,中国的城市更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到了转换方向和途径的关口,即从求速逐量的新旧替代性开发,走向求稳重质的现状适应性再生。
摘要:中国近代口岸城市因开埠通商留下了丰厚的建筑遗产,这些遗产在今天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共同命题。本文选取上海、天津、青岛、重庆、南京、广州、厦门、武汉八座保留近代历史风貌较多的口岸城市,从城市发展脉络、更新政策体系和代表案例三个维度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发现,八座城市尽管开埠时间、殖民背景和风貌特征各异,但在保护立法、微改造模式和活化利用路径上呈现出“殊途同归”的趋势。其中,武汉以“规划先行、动态保护、修旧如旧、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四位一体”保护模式,为全国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创新经验;同时,武汉在业态创新层次、公众参与深度和跨区域统筹协调等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本文据此提出完善建议,并探讨各城市间的相互借鉴意义。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沿海沿江城市次第开埠,外资涌入、洋行林立、租界设立,在短短数十年间深刻重塑了一批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肌理。上海的外滩万国建筑群、天津的五大道洋楼、青岛的德式街区、武汉的汉口租界区……这些建筑遗存既是殖民历史的物质见证,也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空间注脚。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曾经的“被动开放”产物,如今却成为城市文化竞争力和文旅经济的核心资源。如何让这些百年建筑在保护中“活下去”,在利用中“火起来”,是每一座口岸城市都必须回答的命题。从上海2021年率先出台《城市更新条例》,到武汉2026年《城市更新条例》正式获批,从广州永庆坊的“绣花功夫”到青岛历史城区保护更新的“一号工程”,八座城市各自探索出了不同的路径。
本文正是立足于此,试图通过系统的横向比较,揭示口岸城市历史风貌保护的共同规律与差异化经验。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的参与者和观察者,笔者认为,这种比较的意义不仅在于学术梳理,更在于为尚在探索中的城市提供决策参照。特别是武汉——这座曾因“大拆大建”而饱受争议的城市,近年来在历史建筑保护领域走出了一条令人瞩目的新路,值得全国关注。
上海1843年开埠,先后设立英、美、法租界,是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租界规模最大的口岸城市,留下外滩金融建筑群和大量石库门里弄。天津1860年开埠,九国租界并存,形成以五大道、意式风情区为代表的“万国建筑博览会”。武汉1861年汉口开埠,五国租界沿长江次第排开,形成了长达数公里的滨江殖民建筑带,是内陆口岸中租界面积最大的城市。青岛1897年因德国租借而走上近代化道路,留下以中山路为核心的德式建筑群,红瓦绿树的城市肌理成为其鲜明标识。重庆1891年开埠,是长江上游最早的通商口岸,以南岸立德乐洋行为代表的西式建筑与山地地形结合,形成独特的立体风貌。南京虽非条约口岸,但作为民国首都,留下了颐和路等大规模民国公馆建筑群,其“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称号源于多国使馆建筑的汇集。广州的口岸历史最为悠久,以十三行、沙面、西关为代表,骑楼和岭南水乡格局独具地方特色。厦门以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为核心,拥有大量华侨别墅和领事馆建筑。
值得注意的是,八城虽同为口岸城市,但殖民强度的差异塑造了不同的建筑密度和风貌完整性。上海、天津、武汉因租界面积大、经营时间长,建筑遗存最为集中;青岛、厦门则因殖民规划的整体性,风貌协调度最高;而重庆、广州因本土文化根基深厚,形成了中西融合的“混合风貌”。
租界金融型:上海外滩、天津解放北路、武汉汉口沿江大道,均以银行、洋行大楼为特征,呈现新古典主义与折衷主义风格。
居住文化型:天津五大道、南京颐和路、厦门鼓浪屿,以独立式住宅和公馆建筑为代表,庭院与街道构成完整的居住景观。
山地融合型:重庆龙门浩、下浩里,西式建筑与巴渝山地街巷结合,形成“立体老街”的独特形态。
岭南水乡型:广州恩宁路、永庆坊,骑楼与河涌相伴,完整保留了岭南水乡的空间肌理和社区生活。
这一分类的意义在于:不同风貌类型决定了保护与更新的重心不同。租界金融型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单体建筑的结构安全与功能置换;居住文化型需要平衡原住民生活与旅游开发;山地融合型则需要应对特殊地形的防灾减灾问题;岭南水乡型的关键在于公共空间与水系的整体保护。
如果说建筑是城市历史的“肉身”,那么政策制度就是它的“骨架”。八城在政策探索上各有侧重,但整体呈现出从“单一管控”走向“系统治理”、从“冻结式保护”走向“活化式利用”的共同趋势。
上海是全国城市更新立法最早、体系最完善的城市。2021年9月1日施行的《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是全国继深圳后第二部城市更新地方立法,也是上海首个城市更新领域的“宪法性”文件,明确提出“留改拆”并举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上海又制定了《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全国首部城市滨水区专用法规,将“一江一河”贯通工程纳入法治轨道。值得关注的是,该条例在制定过程中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平衡了遛狗、放风筝等市民需求与公共安全的关系,最终以“特定区域+特定时间”的方式实现了柔性治理。
这套立法体系的高明之处在于:以法治确定保护的刚性底线,同时以协商机制为更新留下弹性空间。2025年发布的42个城市更新示范项目,为全国提供了“上海经验”。
天津没有独立的城市更新条例,但依托《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和持续的政府主导实施,形成了以五大道、意式风情区为核心的活化利用体系,近年通过引入钟书阁、城市会客厅等新业态,实现了历史街区从“观光打卡”到“消费场景”的升级。
青岛以“三年攻坚行动”为总抓手,将历史城区保护更新列为“一号工程”,建立了“1+2+3”的推进路径和全市统筹的指挥部体系。尤为突出的是,青岛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历史建筑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和消防、结构安全的地方技术标准,制定“分级分类”的日常安全巡查制度。《青岛市城市风貌保护条例》实行人大年度审议制度,以监督权固化保护成效。
广州和厦门都是2026年刚刚施行名城保护条例的城市。广州走的是“以绣花功夫推进微改造”的路线,永庆坊率先探索“政府主导、企业承办、居民参与”的合作模式。厦门的名城保护条例亮点在于设立了专家委员会制度,全程参与保护对象认定与规划评审。同时对保护限制造成的居民权益损失规定了补偿机制。
南京和重庆则以项目带动政策完善。南京颐和路由院士团队编制复兴计划,通过“文化复兴、产业复兴、空间复兴”三个维度引领设计。重庆依托开埠遗址公园和龙门浩老街两个标杆项目,形成了“风貌保护+产业导入”的市场化运营模式。
武汉的政策体系在八城中独树一帜,可归结为“规划先行、动态保护、修旧如旧、以人为本”的四位一体框架。
在规划层面,武汉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将各类保护对象纳入“一张图”动态管控,编制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图则,这一做法已获得住建部专家组的充分肯定。
在制度建设层面,武汉2025年出台的《历史文化风貌街区管理规定》明确对11个历史风貌区进行重点保护,严格禁止“大拆大建、拆真建假、失管失修、利用不当”,采用“绣花”“织补”等微改造方式。该规定出台的直接动因,正是针对此前街区保护中存在的风格风貌不统一、未能“修旧如旧”、业态同质化、基础设施不足等突出问题。这种“问题导向”的立法逻辑,确保了制度的针对性。
在技术规范层面,武汉正在编制《历史文化风貌街区风貌保护技术导则》,明确街区风貌保护的具体要求,强调优秀历史建筑的修缮应严格落实各项基本建设程序,以运营和利用为导向。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武汉的政策设计中凸显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在同兴里等街区的保护改造中,通过调研居民对居住环境改善、公共空间利用的实际需求,推动社区居民与文创企业等多元主体合作,保留“街区烟火气”。这一做法区别于上海新天地“原住民全部迁走”的路径,为历史街区保护中“人”的留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政策的优劣最终要由实践来检验。以下选取八城最具代表性的六个更新案例进行深度比较。
新天地是历史街区更新的“原点”。1999年启动时,项目通过“肌理延续模式”,将原住民全部迁出,保留了石库门里弄的建筑外壳,但内部完全置换为商业功能。这一模式实现了城市更新、经济发展和文脉保护的多赢,但也因“绅士化”和社区生活的消逝而饱受争议。同济大学常青院士将其归结为石库门更新的第四种模式——“肌理延续模式”。
永庆坊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它开创了“政府主导、企业承办、居民参与”的合作模式,保留了街区内83处建筑遗产和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成侨房修缮11处。项目从2018年到2024年,年客流量攀升至2000万人次。更重要的是,永庆坊二期将4500平方米的城市边角地改造为滨水公共空间,实现了从“商业开发”到“城市公共空间营造”的价值跃迁。
两者的差异在于:新天地是“以商养保”的精英路线,永庆坊是“以用促保”的社区路线。新天地的成功依赖于上海外溢的全球消费市场和高密度资本,而永庆坊的成功更多源于政府规划把控与企业长期运营的结合。前者可复制性有限,后者对一般历史街区的参考价值更大。
五大道与颐和路同属居住型历史街区,但更新路径截然不同。五大道走的是“点状激活”路线——以原开滦矿务局大楼、梁启超故居等单体建筑的修缮和业态植入为牵引,带动周边自发更新。这种模式的优势是启动快、风险可控,但缺点是整体协调不足,容易出现“单点出彩、片区破碎”的问题。
颐和路走的是“片区统筹”路线处院落,通过成立专门的公司——“南京颐和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有限责任公司”,由安居集团与鼓楼区政府合资,统一实施保护利用。常青院士团队编制了复兴计划,以“保有形续无形、育文化创特色”为理念。颐和路因此成为全国城市更新典型案例。
比较而言,五大道的路径更适合产权分散、资本活跃的城市,颐和路的路径更适用于产权集中、政府统筹能力强的城市。武汉汉口原租界区的更新,在产权复杂性和风貌整体性上与颐和路更为接近,南京的经验——特别是成立专门保护利用公司的制度设计——值得武汉借鉴。
重庆与武汉同属长江沿线的内陆口岸城市,最具对标价值。龙门浩老街是重庆首批城市更新试点项目,300余亩范围内分布着200多幢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建筑,开埠文化、抗战文化、巴渝文化在此交叠。项目引入四川美术学院等高校资源进行整体设计,以“风貌保护+产业导入”的运营模式为特色,2024年入选住建部城市更新典型案例。依托南山地势,龙门浩还引入观景平台,使其成为欣赏“两江四岸”风貌的绝佳点位。这种立体空间的营造,是重庆区别于其他口岸城市的独特优势。
武汉汉口历史风貌区是3A级旅游景区,拥有128处优秀历史建筑,江岸区将之作为城市更新的主阵地,“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老房子”。2024年,胜利街等重点路段立面整治工程启动,38栋建筑将进行立面改造。同期,卜内门洋行旧址、万字会旧址等6处文保建筑修缮完成,天津路近代建筑群焕然一新。
两者的差异在于更新力度和速度:重庆龙门浩是一条老街的整体激活,改造力度较大但效果显著;武汉汉口历史风貌区则采取更稳健的“小切口渐进式”策略,38栋一期的立面整治和道路全要素改造同步推进,改造周期和尺度更可控。这种稳扎稳打的策略,体现了武汉“不急功近利”的务实作风,但也可能在项目显示度和吸引力上有所滞后。
青岛自2022年启动城市更新三年攻坚行动,累计完成41万平方米历史建筑修缮,让中山路两侧42处建筑重现“红瓦绿树”风采,460处老旧小区改造惠及数万居民,47条道路整治与11处停车场建设同步推进。青岛经验的突出特点是“系统性”——将历史建筑修缮、基础设施升级、老旧小区改造、产业导入整体打包推进,而非零散试点。这种“大兵团作战”模式需要极强的统筹能力,但一旦成功,效果是立竿见影的。青岛正在推进历史城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其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在全省乃至全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在八城比较的坐标系中,武汉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的哪些做法具有全国性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深入关注。
武汉在全国率先将历史保护对象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动态管控,为保护划定不可逾越的空间底线。这一制度创新的价值在于:将“保护”从部门意志上升为空间法定约束,从根本上遏制了规划调整中“蚕食”历史区域的可能性。虽然南京等地也探索了类似做法,将保护图则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监督实施,但武汉的系统化程度和时间先行性使其更具示范意义。在住建部专家组看来,这种做法“工作扎实、值得肯定”。
武汉在保护实践中确立的“保护第一、修旧如旧”原则,已从技术标准上升为制度刚性要求。汉口历史风貌区改造中38栋建筑的立面整治工程,每一栋都遵循严格的修缮程序:立项、科研、初设、施工图审查、施工许可、监督管理,完整的基本建设程序确保了修缮质量。而天津在开滦矿务局大楼的修缮中也同样注重原空调进风口等建筑细节的恢复,重庆在开埠遗址公园修缮中以“一栋一策”方式还原建筑原始风貌。各城在工艺层面的努力是共通的,但武汉将这一要求制度化、程序化的做法尤为值得称道。
在众多城市选择将原住民整体迁出、彻底商业化的路径时,武汉坚持在同兴里等街区中保留原住民和社区生活。这种“保留街区烟火气”的做法,与上海田子坊“保留活化模式”异曲同工,与广州永庆坊“社区融合”的理念一脉相承。但武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将“以人为本”明确写入政策文件的少数城市之一。在《武汉市历史文化风貌街区管理规定》中,微改造目标不仅包括“增公共空间”“补基础设施”,还包括“保留传统居住功能”——这意味着保护对象不仅是建筑,更是附着在建筑之上的人与生活方式。
2024年8月,昙华林做法被住建部纳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向全国推广。昙华林是一条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百年老街区,其保护实践的核心是“政府引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通过编制实施规划、制定配套政策、优化运营模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保护利用。这种模式的价值在于破解了单纯依赖政府投入的可持续性难题,为全国同类型街区提供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居民受益”的可操作范本。
坦率而言,武汉的历史风貌保护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上海、广州等标杆城市相比,仍有若干方面需要清醒正视、持续改进。
其一,业态导入的层次有待升级。 武汉部分历史街区仍存在经营业态同质化的问题,这一问题已在政策制定时被明确识别并作为着力解决的重点方向。与上海“一江一河”引入F1摩托艇锦标赛、徐汇滨江“模速空间”等高端产业和文化IP相比,与天津意式风情区引入钟书阁等头部文化品牌相比,武汉历史街区的业态仍以中小型餐饮、文创零售为主,缺乏具有城市级吸引力的核心业态。
其二,跨区域统筹协调尚需加强。 武汉的历史风貌街区分布于汉口、武昌、汉阳三镇,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空间串联和品牌整合。上海通过“一江一河”贯通将外滩、陆家嘴、北外滩、徐汇滨江、杨浦滨江串联为连续的滨水文化走廊,年接待游客超1.68亿人次,这一跨区域统筹的理念和力度值得武汉学习借鉴。武汉可以考虑沿长江和汉江打造“两江历史文化走廊”,将汉口租界区、汉阳古城、武昌古城串联为整体品牌。
其三,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制度化程度不足。 上海在“一江一河”条例制定和滨水空间管理中贯穿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人大监督、公众协商和矛盾化解机制实现了“以协商求认同、以认同促共赢”,未采用任何一次强制手段。广州永庆坊也探索了“老城新生”伙伴计划,以政府的“园丁”角色推动多方合作。相比之下,武汉虽然在政策设计中强调“共同缔造”理念,但在公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和常态化机制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青岛的“四化四度”人大监督工作法也提供了独特的监督检查参考。
其四,消防和基础设施适配仍是痛点。 青岛在历史建筑消防和结构安全方面已建立系统性的技术标准和评估体系,设立“分级分类”的安全巡查制度,并创新“先评估、再设计”的工作路径。南京出台了历史文化街区的消防安全性能评价标准,以量化评分确定等级。武汉虽然在政策中明确提出要解决“市政及消防等基础设施设置不足”的问题,但在技术标准体系建设上仍相对滞后,这是制约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的一个关键瓶颈。
历史建筑保护与城市更新,本质上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我们在与百年前的建造者对话,与城市记忆对话,也与未来对话。八座口岸城市的探索表明,这条路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永恒的求索。
上海教会我们“立法先行”和全过程的公众参与,广州教会我们“绣花功夫”和社区为本,天津教会我们“以商养保”的市场逻辑,青岛教会我们“系统攻坚”的统筹魄力,重庆教会我们“产业导入”的运营之道,南京教会我们“院士领衔”的专业尊严,厦门教会我们“专家把关”的制度理性。
而武汉,这座曾经在现代化浪潮中失去过许多老建筑的城市,今天的奋起直追令人欣慰。它教会我们:保护不是终点,用起来、活下去、让历史建筑与现代城市同呼吸共命运,才是保护的终极意义。 “规划先行、动态保护、修旧如旧、以人为本”的“四位一体”经验,是武汉对全国历史风貌保护事业的独献。
城市的肌理可以被时间打磨,但绝不应被推土机抹平。愿每一座城市的百年建筑,都能在新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不是作为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继续讲述着江海交汇处的中国故事。
[1]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 2021.
[2]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实施情况报告. 2025.
[3] 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武汉市历史文化风貌街区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2025.
[4] 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 将各类保护对象纳入一张图管控,保留街区烟火气 武汉为历史建筑绘制“动态保护图”. 2025.
[5] 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 武汉对11个历史风貌区进行重点保护 微改造提升街区活力. 2025.
[6] 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 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第20250053号提案的答复. 2025.
[7]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山东青岛老城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 2025.
[8] 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青岛坚持“1+2+3”推进路径 激活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引擎”. 2025.
[9]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永庆坊“上新” 边角地变“会客厅”. 2025.
[11] 南京市人民政府. 对市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第0023号提案的答复. 2025.
[12] 厦门市人民政府.《厦门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2025.
[14] 界面新闻. 从新天地到张园,上海城市更新如何一案一议?. 2024.返回搜狐,查看更多